因为地处偏僻购书不便，最近我才有机会买到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的摩罗文集《耻辱者手记》，有幸领教了这些“最惊心动魄的文字”。
摩罗的文章中的确有一些惊人之论，如他断言“从注释家到翻译家”是“中国学人的宿命”等等，限于学力和资料，这里我只想谈谈他的另一惊人之论：他在阅读中国人所写的外国文学评论文字时发现了一种让他痛心疾首的现象，他称之为“精神的不可翻译性”。什么是“精神的不可翻译性”呢？照摩罗文中所说，是“中国人对于堂·吉诃德和聂赫留朵夫的不理解”，而摩罗“实在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把那位骑士看作小丑把那位忏悔的贵族看作自欺欺人的伪君子，”摩罗愤愤地质问“难道这些人的眼睛从来看不见一丝光辉和高尚吗？”
摩罗所提的问题若属实的确相当严重，不是吗，置文学典型的复杂内涵于不顾而进行简单的道德判断，还有比这更弱智的文学评论家吗？如果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就是以这种营生为业，那岂止是学界的耻辱，简直是中国人的大不幸。幸运的是据我阅读所及，我们的文学评论家———至少是大多数文学评论家并非如此，篇幅所限，我只举最习见的一种著作，这就是由朱维之等先生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外国文学简编》1994年修订版，通常说来，教材受体例限制，学术深度有限，可就是在这本重在普及的书里，编者仍然用较大的篇幅对堂·吉诃德和聂赫留朵夫这两个典型人物进行了深刻剖析，如编者指出“堂·吉诃德绝不是单纯的喜剧性角色……在主观上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他清醒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智者，糊涂时又是一个乱冲乱杀的疯子。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这些极端矛盾的现象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就构成了他的复杂、丰富、多方面的性格。堂·吉诃德这种极为矛盾的性格，是西班牙极端野蛮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里产生的一种可悲的现象。”在谈到聂赫留朵夫时，编者认为这个忏悔的贵族形象在托氏小说中是一个特殊的典型，“他意识到本阶级罪恶的深重，不时地忏悔，……虽然他每前进一步都充满矛盾，但触目惊心的现实迫使他不停地思索许多问题，推动他在矛盾中向前走去。……”凡此种种，可是如摩罗所蔑称的那样不堪？
也许摩罗确实看到过把堂·吉诃德当小丑把聂赫留朵夫当伪君子的评论文字，他以此入题作文也并非不可，问题是他在大发“精神的不可翻译性”的感叹时应该先弄清此类文字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如果基本事实尚不清楚就敢轻易地下出惊人的判断，这份独断的勇气和魄力委实让人“惊心动魄”。
